廖晓颖
《中华法系之精神》第三作者，华东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
说到判例，我们首先可能会想到英美法系的判例法传统。但是实际上，判例法制度最早出现在古代中国。1975年在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秦墓中，出土了大量竹简，其中发现有很多《法律答问》，它是国家公布的对法律条文做出的权威解释，和法律一样具有约束力。《法律答问》以一问一答的形式存在，其中，就有这样的记载：问说，假冒长官的封印要怎么处理呢?回答是：根据中央司法机关已经裁判过的案件，这种情况要按照伪造官印论罪。这段话说明，判例也是中国古代的法律渊源之一。
事实上，我们对中国古代法律形式的第一印象必然是成文法的发达，而不是判例法，因为像最著名的、唐代的律典《唐律》，是一部技术含量高、思想价值丰富的法典，更重要的是它影响了古代日本、朝鲜这些周边国家。他们模仿唐律，编纂自己的法典，由此形成了中华法系。甚至古代越南在脱离明朝、独立建国之后，它选择的法典编纂蓝本也是距离当时800多年前的唐律。所以，在成文法如此发达的中华法系，判例就退居二线了。
判例和科举考试也大有关系。因为在古代的科举考试中，写判词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有一位我们非常熟悉的唐代诗人，白居易，他整理了自己全部的文稿，编成一部《白氏长庆集》。“白氏”很好理解，“长庆”是皇帝的年号，因为这部文集编于唐穆宗长庆年间，所以结合起来，就叫《白氏长庆集》，后来也称《白氏文集》。这部文集里面，有白居易依据科举考试的形式，创作的拟制判词。这些拟制判词的内容虽然是虚拟的，但是它也能够反映当时的社会习俗和法律制度，还能体现作者对于社会问题的思考，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到了宋代，著名的《名公书判清明集》，就是一部诉讼判决书和官府公文的汇编，是研究宋代社会史、经济史、法制史的珍贵材料。明代判例较多表现为州县官员整理的案例汇编，典型代表有《折狱新语》与《盟水斋存牍》。
晚明时期涌现出一批专供大众消闲阅读的司法判牍，透过真实的罪行与审判，在提供娱乐之余，也让百姓初步掌握法制的知识，《折狱新语》就是这样一部供大众消遣娱乐的普法书籍。因此书为普法读物，其文字必不肃穆，而要增添几分趣味性，才能为大众所喜爱。行文采用大量的修辞手法，文辞练达、笔墨斐然!然而，针无双头利，蔗无两头甜，由于面向大众以及文采的限制，以致该判牍并不如正式的判决书那般全然、详尽。
《盟水斋存牍》的作者是颜俊彦，他是崇祯元年进士，后被任命为广州府推官，在任时表现优异，职位已从地方提升至中承大夫御史台。后因受友人牵连，仕途停滞，弃职还乡，退隐闲居有十年之久，之后受人推荐去担任松江府推官。因为作者的个人经历，所以这本书出版了两次，前一次是在广东一带，后一次是在浙江一带，是为颜俊彦退隐十年之后的再度出仕而铺路的。与《折狱新语》不同，这本书收录的均为判牍原件，不加粉饰，真实反映了明朝的司法状况。这本书涉及的案件内容相当广泛，它是研究明代法制史、社会史、经济史的珍贵材料。
清代为中国古代判例研究的高峰，出现了3部著名的案例汇编，即《刑案汇览》《驳案汇编》与《刑部比照加减成案》，这里面所汇集的案例都是刑部经手的大案，其中的许多案例还可以通过一定的程序，在之后的司法实践中作为裁判的依据。所以在清代，判例的地位有所提升，裁判完的案子不再是无人过问，而是可以在之后的审判中被不断地援引。可以说，清代是中国古代判例法发展的高峰时期。
那么，中国古代的判例发展，可以给我们什么启示呢?首先，我们可以看到，清代判例法的兴起就是因为要弥补成文法具有滞后、以及不能囊括各种情况的缺点，是为了更好地适应复杂的社会生活。其次，判例汇编，不仅对学术研究、司法裁判有帮助，而且也可以在社会层面，起到普及法律的作用。
《东方法律大讲堂》由上海市法学会特约供稿，专题统筹：秦前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