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晓颖
《中华法系之精神》第三作者，华东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
提到调解，我想大家都是非常熟悉的。调解制度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是中华传统法律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因为中国古代在纠纷解决的问题上追求和谐无讼，除了罪大恶极的刑事犯罪不允许当事人私下和解外，在多数情况下都是鼓励当事人私下和解的。而私下和解，大多就需要一个中间人来调和双方的矛盾，所以调解在中国古代的纠纷解决上占据了核心的地位。
调解思想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尧舜禹时代，法家经典著作《韩非子》中就记载了一件舜调解纠纷的事迹：历山的农民互相侵占田界，舜便到历山与农人一起耕地，一年后，没有人再侵占田界。在河滨打鱼的渔民互相争夺水中高地，舜便到河滨与渔民一起打鱼，一年后渔民主动将高地让给长者。东夷烧制陶器的陶工制作的陶器品质低劣不结实，舜便到东夷与他们一起制陶，一年后陶工制出的陶器十分结实。
面对历山的农民、河滨的渔者和东夷的制陶者的各种矛盾，舜以身作则、躬体力行，以无声的调解，将自己内心崇高的道德推及到他人身上，以仁爱感化人，解开纠纷之结。
孔子评叹道：农耕、打鱼和制陶，都不是舜的职责，而舜却亲自前往做了这些事情，只是为了去拯救败坏的风气。舜确实称得上仁啊!能亲自吃苦操劳而使民众都信服他。所以说，圣人的道德能感化人啊!
事实上，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对调解制度的确立有很大的影响。孔子非常重视教育，他认为，不仅教育者能感化人，而且人也能够通过接受教育而提升自己。子曰：“有教无类”，孔子认为所有的人，不分种族、阶层，都能接受教育。而且，孔子非常强调榜样的作用，春秋时期的鲁国大夫季康子问孔子，怎样才能治理好国家，孔子回答说：“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意思是说，政字的意思就是端正。您自己带头端正，谁敢不端正呢?由此可见，孔子十分重视以身作则的教育方法。
纵观中国古代历朝历代的调解事迹，我们可以发现，大部分纠纷调解都是使用教育的方法。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唐代诗人白居易，实际上他的官职是刑部尚书，相当于今天公检法的最高领导，他的文集中记录了这样一篇判词，这篇判词，阐释了当时的清官化解纠纷的逻辑。
判词的大体意思是，一个郡守在出巡的时候发现，有一家的兄弟因争田而相讼，这个郡守因此就自己闭门思过，有人说他矫情，他回应说，我只是希望兄弟两人能够相让而不争田。白居易评价说，兄弟因争田而失和，应以礼教化，不宜以刑罚惩治。因为让人民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才是教化的最终目的。而让人认识到错误，不一定要通过刑罚。郡守闭门思过则是希望效仿古人，让自身的德行感化百姓，使百姓争讼事件自动平息。白居易对该郡守采取闭门思过以达教化的行为表示肯定。这一判词体现了中华法系下调解制度的特征，即以教化为和息争讼的关键，以人的内心最真挚的感情，也就是亲情，作为调解纠纷的基础。由此可以看出，以和为贵，教化为先，这就是中华法系纠纷解决的核心价值所在。
随着古代社会的发展，调解逐渐制度化，呈现出官府调解、民间调解、乡约调解等方式。到了明代，调解还成为了婚姻、田土等案件的诉前必经程序，如果这些案件没有先进行调解，而直接起诉，依照法律将会受到杖打60下的重罚。
新中国成立后，继承并发扬了中国古代调解的传统，在诉讼中广泛适用调解。西方国家兴起的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简写就读为ADR，我们一般翻译为“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调解就是其中最主要的一种纠纷解决方式。虽然中外各国现在都有了调解制度，但我们需要认识到，中国的调解制度有着深远的历史底蕴，是本着和谐万家的理念而出发的，是中华法系和中华法律文化精华的体现。
《东方法律大讲堂》由上海市法学会特约供稿，专题统筹：秦前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