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逸菲
《中华法系之精神》第五作者，华东政法大学硕士研究生
“伦”，指人际关系，“伦理”，指人际关系应有之理。中华法系是典型的伦理法，它的特质是注重亲情伦理。就具体内容而言，中华法系中的伦理原则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及礼法并用、慎刑恤罚、三纲五常、保护鳏寡孤独、老幼废疾减免、亲属互为容隐等等。
其中，亲属互为容隐，也称为亲亲相隐、同居相为隐，大家可能都不陌生。亲亲相隐，首先由孔子提出：
《论语·子路》记载，一次，叶公，就是春秋时期楚国军事家沈诸梁，和孔子说：“我那里有个坦白直率的人，他父亲偷了羊，他就告发他父亲。”孔子不以为然，回答道：“在我们那里，坦白直率的人和你们不同：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率就体现在这里面。”
孔子评价，父亲、儿子为彼此的过错隐匿，“直在其中矣”，这里的“直”可以做两种理解，一种是性情直率、率真，一种是品格正直、公正。不过，不论作何种解释，孔子都肯定了亲属互为容隐乃人的天性，应当得到支持与鼓励。
至汉代，汉宣帝一纸诏书，将亲属互为容隐正式作为一项法律，确立了下来。到了唐代，关于亲属互为容隐的规定是最完备，也是最成体系的。
如《唐律疏议》规定，凡是同居或者有服制的亲属犯罪，都允许容隐。“同居”是指同财共居，只要有共同的财产，生活、居住在一起，就允许容隐。服制，是中国古代表明亲属关系的亲疏远近的制度，根据亲属关系的由亲及疏，分为斩衰(cuī)、齐衰(zī cuī)、大功、小功、缌(sī)麻五等，所以又称为“五服”，这五服亲属犯罪，也允许容隐。
至于容隐的方式，不仅包括不告发犯罪，还包括藏匿、包庇犯罪，以及给亲属通风报信，帮助他逃脱官府的抓捕，这些都为唐律所允许。不过，牵涉到危及王朝安危的国事重罪，自然就不在容隐的范围之内了。
除了上述类似总则性的规定外，《唐律疏议》还在各分则篇目中落实了亲属互为容隐的具体规则。比如，不仅藏匿亲属不视为犯罪，藏匿亲属的同案犯也不会受到处罚等等。
可见，唐律有关亲属互为容隐的规定内容完整、体例科学，反映了唐代高超的立法水平。唐律最大程度地肯定了亲属互为容隐的合理性，鼓励民间习亲亲相隐之风气，这是道德和法律相互渗透与融合的结果，体现了唐律“一准乎礼”的精神。
唐律的条文，而后也为中华法系各成员国所承袭。如，日本法典《大宝律》《养老律》，朝鲜法典《高丽律》《经国大典》、越南法典《国朝刑律》《皇越律例》中都有关于亲属互为容隐的规定。
在中华法系的诸多伦理原则中，一些原则过于封建保守，比如“三纲五常”等等，随着中华法系的解体，已经消亡，也没有延续适用的必要。但是，亲属互为容隐、保护鳏寡孤独、老幼废疾减免这三项原则，对于现代法治的建设仍有重要借鉴意义，值得我们传承和创新。
比如，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93条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出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我国港澳台地区及日本、韩国、越南的刑事法律在“亲属特免权”的设计上，仍然规定以“同居”作为基本条件之一，也体现了中华法系亲属互为容隐的某些特征。除了容隐外，我国《刑法》在刑事责任、对弱势群体予以减轻、从轻或免除处罚，以及死刑适用问题上，都体现了老幼废疾减免的人伦精神;我国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残疾人保障法》等等，尤其是《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18条规定，家庭成员应当关心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不得忽视、冷落老年人。这一“常回家看看”条款也延续了保护鳏寡孤独的人伦精神。
可以说，法律对人性良善的认可，对人伦关系的尊重，既彰显了法律的隐忍，也体现了法律的价值。人伦精神的传承和发展，是各民族朴素的道德追求，也是各民族法律题中应有之义，更是我们在现在与将来的法治建设中都将行进到底的使命与任务。
《东方法律大讲堂》由上海市法学会特约供稿，专题统筹：秦前松。（中国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