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凡
上海交通大学博士后
(原文作者：张顺 《中华法系之精神》第二作者，华东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
对于和为贵这个概念，相信大家一定不陌生。小到个人层面，长辈们常常告诫，与人为善，以和为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大到国家层面，在2020年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天下无讼、以和为贵的价值追求”，就被明确为中华法系中，值得传承的优秀思想和理念，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智慧。
说到这里，大家可能会疑惑，以和为贵是中国特有，还是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呢?日本学者川岛武宜，1967年在其著作《日本人的法意识》中，就提到过，西方人健讼，动不动就上法庭的传统。这与中国传统社会中，以和为贵的文化观念迥然不同，可以说，以和为贵的文化观念，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
那么，为何偏偏在中国，形成了以和为贵的文化观念呢?这就与中国传统社会中，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息息相关了。所谓天人合一，就是强调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统一，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与自然的客观规律之间的辩证关系。从而实现，人类社会发展与自然生态平衡之间的协调统一，达到庄子所说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因此，天人合一的核心，就在于“和谐”。
而“和谐”一词，早在西汉时期，就首次出现在《毛诗故训传》这本书中，这个概念，经过了几千年漫长的发展历程，一直被沿用至今。在此期间，中华民族对于和谐的追求，深切地影响了我们的民族性格，以及民族心理的形成，更是赋予了中华法系特有的，以和为贵的文化内涵。将以和为贵落实到法律中，就体现出定分止争的目标，通俗来说，就是确定秩序，止住纷争。
传统社会讲究以和为贵，主要体现在对“无讼”境界的追求。正如孔子在《论语》中提到的：“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大意是说，审理诉讼案子,我也和别人一样,目的在于使诉讼不再发生。这就要求，听讼的人秉持客观态度，减少诉讼双方的纠纷。那么，在中华法系中，具体有哪些制度，以“无讼”为目标，体现了以和为贵的价值追求呢?这里，我们可以举两个例子，进行说明。
第一个是三老调解。它在西汉时期开始兴起。所谓三老，其实是一个官职，这里的“三”，寓指通晓天、地、人之事，三老作为掌管教化的官，乡一级的叫乡三老，县一级的叫县三老。他们的主要职责，就是在教化民众之余，听讼理怨，解决乡民之间的纠纷。因此，这一制度的存在，在维护基层社会秩序上，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第二个是申明亭。是明朝时期在各地各乡设立的调解机构，主要由各乡推举出50岁以上的，德高望重的老人，经官府备案后，在里面调解民间纠纷小事。如果碰到经调解后，仍不能解决纠纷的，再向官府起诉。可以看出，这里的申明亭，类似于民事诉讼制度的前置程序，是我国古代无讼思想下诞生的典型产物，也是我国古代民间调解制度的重要代表。
这些制度设计的背后，反映的是中国传统社会中，对以和为贵的价值理念的践行，以及公平、正义、和谐、秩序的追求，并能亘古千年而不绝，于今时今日依然被传颂，因为它能注意到不违背天，不违背自然，又能与自然、天命融为一体。
中华法系和中华法律文化，能够为现代国家治理，提供源源不断的理论资源。天人合一，以和为贵的文化理念，要求立法者注重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平衡，也弘扬了爱惜民众、关怀弱者、和谐大同的普遍价值追求。因此，积极构建现代调解制度，完善生态环境保护立法，以及推行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等，都是对于天人合一、以和为贵的积极发扬与贯彻落实。
《东方法律大讲堂》由上海市法学会特约供稿，专题统筹：秦前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