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齐勇，男，汉族，武汉市人，1947年生。曾任人文学院院长、哲学学院院长、国际中国哲学会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现为哲学学院与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哲学学院教授委员会主任、国学院院长、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及学术委员会主任、孔子与儒学研究中心主任。
简单地说，国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通称。中华各民族从古代到今天的，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与时代的蒙学读物、习俗、礼仪、语言、文字、天学、地学、农学、医学、工艺、建筑、数学与数术方伎、音乐、舞蹈、戏剧、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思想、心理、信念、宗教、政治、伦理等，都在国学的范围之内。
这么说来，国学是无所不包的了。的确，国学的内容包罗至广，但我们还是可以作一点分梳。大体上说，国学有四个层面。第一是常识层面，即国学的ABC。例如称谓、谦词等。第二是学术与技艺的层面，即传统文化各门类各方面，包括地方文化、民间技艺、学术传统之传承，比较专门。第三是道德价值与人生意义的层面，国学根本上是教人如何做人，懂得人生价值，培养人格操守，如何安身立命。第四是民族精神，或国魂与族魂的层面。
国学按传统图书与学术之分类有经、史、子、集四部，或义理、考据、辞章、经世之学的诸路向。国学的核心价值在第三、第四层面。从清末留亡日本的志士仁人使用“国学”这一名称开始，国学的内核主要指国家民族历史文化的根本精神价值。
在国势日颓、民族危亡之时，章太炎说：“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吾闻处竞争之世，徒恃国学固不足以立国矣；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也。吾闻有国亡而国学不亡者矣；而吾未闻国学先亡而国仍立者也。故今日国学之无人兴起，即将影响于国家之存灭，是不亦视前世为尤岌岌乎？”
邓实说：“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者也。国学者，与有国而俱来，因乎地理，根之民性，而不可须臾离也。君子生是国，则通是学，知爱其国，无不知爱其学也。”
也就是说，国学不仅仅是学问或学术的概念，而且还是民族性与民族魂的概念。从近代仁人志士借助日本的“国学”概念，来应对西学开始，在他们心目中，“学亡则亡国，国亡则亡族”，面对东西方列强的野蛮侵略，他们试图以保文化学术来救国家民族。
梁启超积极引进西学，然而对于国人鄙薄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却心怀忧虑。他说：“吾不患外国学术思想之不输入，吾惟患本国学术思想之不发明……凡一国之立于天地，必有其所以立之特质。欲自善其国者，不可不于此特质焉，淬厉之而增长之……不然，脱崇拜古人之奴隶性，而复生出一种崇拜外人、蔑视本族之奴隶性，吾惧其得不偿失也。”也就是说，我们不能从盲目崇拜古人转向盲目崇拜洋人，以为自己的文化传统都是糟粕，中国百事不如人。
其实，国学是开放的，包含了历朝历代消化吸收了的外来各种文化。我们不能把国学狭隘化。第一，国学不只是汉民族的学术文化，它包含了历史上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学术文化及其与汉民族的交流史。汉字记载的文献中也包含了不少少数民族的文化资料。第二，国学不只是上层精英传统，还包括小传统，如民间民俗文化，各时段各地域各民族的传说、音乐、歌舞、技艺、建筑、服饰、礼仪、风俗、宗族、契约、行会、民间组织等，有如今天的某些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第三，国学还包括历史上中外地域文明的交融，如外域文明的传入，西域学，佛学及其中国化，西学东渐与中学西传的内容与历史过程等，都属于国学的范围。第四，国学虽不等于儒学，但儒学是中国文化的主流，儒学在价值系统、国族精神方面为国学提供了丰富的内容。
必须明了，国学、经史子集等，并不是汉民族的专利，其中包含、汇聚了历史上多民族的智慧与文化，是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共同拥有的文化精神资源，正所谓“一体多元”，“和而不同”。我国不同时空、不同民族、地域的丰富多彩的文化不断交流融合，其中还伴随着中外文化的碰撞、交流与融合。我们肯定中国文化、国学是多元一体的中华各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其中有信仰体系、价值体系与知识体系等层次。最高层次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即国魂与民族精神的内涵，包含中国人的信仰方式、终极关怀与安身立命之道，以及中国人的核心价值系统。
西汉朝廷选择儒学作为指导思想有一个过程，大约经历了六、七十年。选定儒学，是因为儒学平易合理，为朝野所能接受，足以内裕民生，外服四夷，适应了承平时期凝聚社会人心，积极有为地推展事功的需要。儒家讲礼乐伦理教化，礼教使社会秩序化，乐教使杜会和谐化，与民众的稳定和平、淳化风俗的要求相适合。社会要繁荣发展，秩序化、和谐化是基本的要求。实际上，汉武帝时代并没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中华文明史上，源远流长、大中至正、功在长治久安，能够维系人心又最无排他性的是儒家文化。儒学是学习的文明，包括最有人性的治政方略、最为稳定的社会秩序与最能安立人心的信念系统。儒家重视社会自治与社会公平，致力于“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肯定私人利益与私人空间，营造人人感到安宁的生存环境，并以教化为先，维护公序良俗。儒家满足人民的一个基本公正合理的要求，强调民生，制民恒产，主张惠民、富民、教民，缩小贫富差距，对社会弱者、老弱病残、鳏寡孤独予以保护。其推行的文官制度、教育制度，为平民，为农家子弟提供了受教育与参与政治的机会。这个文官制度，就成了我们的一个国本。这样，它就使得历代各级政治有了新鲜血液，有民间基层的人士参与。
其实，提倡国学与吸纳西学并不矛盾。陈寅恪说：“一方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任何民族的现代化都不可能是无本无根的现代化。对于祖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理念、生存智慧、治国方略，我们体认得越深，发掘得越深，我们拥有的价值资源越丰厚，就越能吸纳外来文化的精华，越能学得西方等外来文化之真，这才能真正使中西或中外文化的精华在现时代的要求下相融合，构建新的中华文明。
学习国学更重要的是把握中华人文精神与价值理念，了解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融会的过程，及其可大可久的所以然，堂堂正正地做一个中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