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儒联顾问、西北大学名誉校长张岂之
中国自古以来一直注意中外文明交流。西汉时期开辟了丝绸之路，这是经济交流之路，也是文明互鉴之旅。中国的丝绸改变了西方人的穿着，而西域的物产和音乐、舞蹈也影响了中国人的日用习惯和艺术风格。中华的儒学推动了东亚日本、朝鲜文化的发展，而南亚印度的佛教也充实了中华文化，中国翻译印度的佛教文本，在汉语中增加了许多词语，丰富了中华文化的表现力。
中外文明交流是阻挡不住的。时至明清之际，尽管官方采取了“海禁”政策，但民间的海上交往并未止步。在明代郑和下西洋终止以后，中国的一些商人和平民，经过海上丝路往来贸易，甚至到东南亚以及世界各地定居，成为今天海外华人的祖先。他们为远播中华文明作出了很大贡献。
中华文明的特色是什么？
中华文明是人文文明与政治文明的结合。英国史学家汤因比和日本学者池田大作的对话集《展望21世纪》一书有这样的评论：“（中国人）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这样的统一正是今天世界的绝对要求。”
文化与政治的结合，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可从其中抽出若干点进行论证。
1、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融合与文明创造
中华文明在世界上独树一帜，渊源于中华各民族的创造与发明。例如：汉族首创了造纸、印刷、指南针和火药四大发明；维吾尔族和黎族最先学会棉花的种植和纺织；回族建筑师亦黑迭儿丁规划并主持修建了元大都（今北京），为北京成为世界名城奠定了基础；藏族保存的两大古代佛学著作《甘珠尔》和《丹珠尔》（即藏文大藏经），至今是中华文明的珍品。
几千年来，中华各民族日益密切地交往、团聚和统一的过程，是各民族融合的过程。各民族经过不断迁徙、杂居、通婚和各种形式的交流，在文化上互相学习，在血统上互相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逐渐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和心理特征。
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族，就是各民族大融合的结果。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存在着华夏、东夷、北狄、西戎和百越五大民族集团。华夏族是在夷夏融合过程中发展起来的。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现在的五十几个民族及其祖先几千年来一直生活在中国这片土地上。
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统一是中国历史的主流。
中国的统一与辽阔的疆域，是中国各民族共同缔造开发的。中国的文明与历史，也是中国56个民族及其祖先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共同创造出来的。其中汉族居于主导地位，每一个少数民族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2、制度革新与文明创造
我们考察中国古代的政治、法律、选官制度，可以看到其政治文明具有丰富的内容，它体现了政治方面的自我修复和自我完善的趋向。
隋唐在官吏选拔上最显著的贡献是创建了科举制，在此之前实行察举制，由他人推荐成为官员，而科举制则是以考试定取舍。
中国的科举制改变了前代选官制度中的权力下移之弊，适应了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把官吏的选拔权收归朝廷。正因为如此，唐太宗才说出了那句得意之言：“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科举制扩展了统治集团的社会基础，打破了官僚世家依仗门荫资历对政权的垄断，形成了由下层社会到上层社会的政治途径，吸引莘莘学子们“老死于文场而无所恨”，特别是科举制将教育制度与选官制度结合为一个整体，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官僚队伍的知识化，有利于陶冶官员的操守品行。因此，科举制得到唐以后各代王朝的重视，成为传承中华政治文明的可靠途径。
唐代在法制监督上也有新进展，沿用汉晋以来的御史台建制，以御史台监督百官，整顿吏治，在当时起了积极的作用。
隋唐创立的科举制，在宋代又有所完善。宋代完全以试卷作为考察评价标准，消除了举荐制的痕迹。在考试程序和方法上，也有严密的规定。
中华政治文明中的科举制，有利于统治集团吸纳社会精英，形成素质较高的官员队伍。不过，这种制度并未改变中国封建社会君主专制制度的实质，皇帝把法制作为治民治吏的一种手段，自己则凌驾于法制之上。因此，中国古代的政治、法律和选官制度虽然能不断自我修复完善，却并不能促进制度实质性地改变。
3、全面实现小康与中华文明
当前，我国越是临近“两个百年”（即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百年），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越加感到中华文明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深深地联结在一起。
2014年10月1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国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5年10月15日公开发表，其中第一个题目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中华文化繁荣兴盛。”认为，“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中华民族有着强大的文化创造力。每到重大历史关头，文化都能感国运之变化，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为亿万人民、为伟大祖国鼓与呼。中华文化既坚守本根又不断与时俱进，使中华民族保持了坚定的民族自信和伟大的修复能力，培育了共同的情感和价值，共同的理想和精神。”这就是今天和未来中华文明的发展趋向及其承担的重大历史使命。
人们不会忘记，在20世纪中叶，当西方文明优越论甚嚣尘上的时候，英国哲学家罗素在他的著作《西方哲学史》中发表了不同的论点，他说：“我认为，如果我们要在世界上有一种家园之感，我们就必须承认亚洲在我们的思想中享有同等的地位--不只在政治上，而且在文化上。我不知道这将带来怎样的变化，不过我相信它们将是深远的，而且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今天，当我们在北京进行亚洲文明对话的时候，要感谢罗素先生的先见之明。（本文节选自张岂之教授参加“亚洲文明对话北京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会议论文《中华文明的核心理念：民本、和谐、会通》；张岂之：国际儒联顾问、西北大学名誉校长）
